周岭在《认知觉醒》一书中提到写作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成长和改变，因为写作的过程就是运用“费曼技巧”的过程。无论学习什么东西或者收获了什么见解，都要努力琢磨它们究竟在讲什么，它们的实际意义是什么，然后用自己的话将其重新讲出来，这就是“费曼技巧”。于是想写一篇随笔，记录下最近通过阅读收获的感悟，希望能用自己的话把这件事讲的明白。
由反乌托邦文学引发的思考
最近读了奥威尔的《1984》、《动物庄园》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些反乌托邦文学描述的是一个充满极权专制和阶级固化的恐怖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权力者利用精神控制来奴役群众，也就是“洗脑”。在《1984》中，权力者通过无所不在的监视，后又经过监禁、挨饿、受冻、毒打、拔牙、电击等物理伤害去强行转变一个人的思想；在《动物庄园》中，权力者通过释放舆论、歪曲真相、捏造事实来混淆人们的视听；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的阶级在出生前就通过基因设置好，不同的阶级会经过不同的“睡眠教育”，从而将服从的思想深深的印刻在大脑里。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洗脑”不止一次的登上历史舞台。纳粹元首希特勒及其宣传部长戈培尔通过夸张的表演和亢奋的演讲反复向德国人民灌输种族主义的思想，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1978年，美国邪教组织人民圣殿教在教主吉姆琼斯的胁迫下，在琼斯镇集体自杀，913人死于氰化物中毒；1995年，日本奥姆真理教教徒制造了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恐怖袭击，造成5000多人的伤亡。
这些文学作品和现实案例表明情境对人思想的转变是巨大的，引发了我的思考，我想要一探究竟，到底情境是如何左右人的思想？
斯坦福监狱实验
为了进一步了解权力或情境对人的转变，从而了解到了《路西法效应》，了解到了津巴多，了解到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看过津巴多教授在TED上的一则演讲，题目是普通人是如何变成魔鬼或者英雄的，讲了一个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事件，不受监管的权力能让曾经正直的人做出令人发指的恶行，当时觉得津巴多教授面相有点凶狠，有点可怕，这完全是刻板印象，读了《津巴多口述史》，发现津巴多教授是个这么有趣的小老头，人生经历极其丰富，斯坦福监狱实验正是津巴多教授最著名的一个实验。
1971年心理学家津巴多教授在斯坦福张贴了一份告示，“为研究监狱生活的心理学实验，现急需男性大学生志愿者，实验为期两周，每天15美元”，这份告示吸引了70多名来应聘的志愿者，津巴多教授挑选了其中的24人，并通过抛硬币的方式随机的将这些人分成两派，一派扮演“囚犯”，一派扮演“狱警”。津巴多教授对“囚犯”们进行了“去个体化”，让他们彻底忘记自己原本的身份，用编号来称呼，让他们当众脱衣服出糗，吃最差的事物。而反观“狱警”那边，津巴多教授谎称选他们当狱警是因为经过了严格的筛选，他们都是具有优秀品格的良好青年，而实际上只是抛硬币随机选择的，并让他们穿上威风十足的制服，还有墨镜和皮靴，配上警棍。8月17日，津巴多教授拜托了警局的警长，让真正的警察开着警车把“囚犯”们一个一个的接送到位于斯坦福大学的一间由空教学楼打造的“监狱”里，这也是“去个体化”的一部分，为的就是引起尽量多的人注意，以假乱真让“囚犯”们感觉就像真的被逮捕了，于是斯坦福监狱实验开始了。
第一天，“囚犯”们嬉皮笑脸的，对“狱警”的管束置之不理，“狱警”们也无可奈何，只能按照“典狱长”的要求，对“囚犯”们做一些有损尊严的小惩罚。第二天，“囚犯”们便开始反抗了，他们脱掉自己的囚服，嘲弄狱警，大喊大叫，他们抗议基本的人权受到侵犯，“狱警”们便向津巴多求助，津巴多说他们是老大可以做任何事情，“狱警”们入戏很快，他们无师自通的学会了如何去维护秩序，他们要让这群“囚犯”懂懂规矩。于是，罚做俯卧撑蛙跳、半夜点名、关小黑屋、无休止地整理内务等各种体罚伺候，“狱警”们还离间“囚犯”，让他们的小团体分崩离析，监狱的环境在不断恶化。在实验进行了仅36个小时，就有一位代号8612的“囚犯”情绪严重失控，彻夜不眠并且胡言乱语，津巴多没有办法只有将他从实验中强行抽离出来。
接下来的几天里，“狱警”们对“囚犯”们越发的严厉，他们好像上了瘾，变本加厉的滥用权力，而“囚犯”们也逐渐地变得麻木不仁，逆来顺受。到了第六天，此时已经有5名“囚犯”因为精神崩溃而提前离开，而“狱警”们的惩罚措施越来越残酷，剩下的“囚犯”们已经被改造的很彻底，完成丧失了反抗的意图，监狱秩序运转“良好”，直到津巴多的女友来监狱探视，她看到了震惊的一幕，“狱警”们正在强迫两名“囚犯”模仿动物的交配，这已经远远超过了实验原本制定的基本准则，而“囚犯”们却心甘情愿的被羞辱，他们都是斯坦福的高材生，心智水平远胜普通人。津巴多的女友冲进津巴多的办公室，要求津巴多立刻停止实验，然而津巴多此时也早已经被权力和情境改变了，他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反而乐在其中，面对女友的怒斥，津巴多大梦初醒，他冲进了“监狱”，对着“狱警”们和“囚犯”们高喊“实验结束了，实验结束了”，而“狱警”们和“囚犯”们都怔在了原地，仿佛忘记了外面的世界，忘记了本来的自己，这所“监狱”才是他们一直所过的生活，而斯坦福监狱实验也才仅仅过去了6天，原本计划两周的实验不得不终止。
情境左右人的思想
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无疑展示了权力和情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包括“囚犯”的思想，也包括“狱警”的思想，当“囚犯”们穿上囚服，带上脚镣，“狱警”们穿上警服，带上墨镜，这种思想的转变就开始了。实验结束后，有个对其中一位“狱警”的采访，“狱警”说“起初我只是大声的训斥你，你默许了，我就开始骂你，你默许了，然后我就开始侮辱你，你默许了，我就开始打你，你又默许了，于是我觉得我可以对你做任何事情”。这正是情境对人思想的转变，当一个人穿上制服，获得了些许权力后，他会变得膨胀，若这种权力不受监管，便有可能会造成恶劣的社会问题。
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讲述了一个攻占巴士底狱的故事。1789年，愤怒的民众攻占了巴士底狱，他们认为巴士底狱的典狱长一定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坏人（这是另一个问题，人在群众中的智商会降低，很容易被错误的信息所误导），而实际上巴士底狱的典狱长是个好人，巴士底狱此时只剩下七八个囚犯，要么是精神病人，要么是被冤枉偷窃入狱无家可归的年轻人，而典狱长则在照料他们，他本可以一走了之，但是为了照顾那些可怜人，他选择了留下。当暴动者聚集在巴士底狱时，典狱长便出来好心地恳请他们不要大声喧哗，会刺激到精神病人，被愤怒冲昏头脑的暴动者们对典狱长拳打脚踢，说他是恶棍，说他是贵族阶级。此时一名附近的厨子来这里看热闹，他并不是来参加暴动的，纯粹是出于无所事事的好奇心，这时人群里有一个人高喊“把这个邪恶的典狱长的头砍下来”，此时愤怒的情绪影响到了这位厨子，他自告奋勇的要行刑，于是他就像被上帝赋予了神圣了权力，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把典狱长的头砍了下来，并沾沾自喜，认为自己杀死了一个恶棍并要求颁发给他一枚勋章，而此时他忘记了他这番出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散散步。
纪录片《二战启示录》中描绘了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是群老实巴交的农民和工人，他们一辈子兢兢业业，别说是杀人了，连一个小动物都不忍心伤害，但是，当他们穿上军装，扛上长枪，在军官高喊侵略的口号下，一切都变了，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待俘虏极其残忍，甚至连平民百姓都能被他们任意枪杀。权力和情境就是这样潜移默化的影响人的思想，当农民穿上军装，就相当于获得了作恶的权力，哪怕这种权力微乎其微，是自己幻想出来的，在这个情境下，其他人都这样做，一个人很难不被这种情境所影响，膨胀的权力会使得人们同流合污，变成一群乌合之众。
中国的年轻人为何热衷于考公务员
关于情境如何左右人的思想，我想进一步引申一个概念，那就是人性是趋于明确而躲避模糊的，正如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狱警”的存在就是镇压，“囚犯”的的存在就是服从，这是大家明确的认知，所以“狱警”很难把“囚犯”视为和同事朋友一样平等的存在，而是一副我在于你之上的姿态，你要听我的，我权力比你大，反之“囚犯”也是，时间久了“囚犯”慢慢的就接受了“狱警”比自己高阶，我要听“狱警”的话，违逆“狱警”的行为是错误的观念。正是这种趋于明确而躲避模糊的的观念，又引发了我的另一个思考，中国的年轻人为何热衷于考公务员？
乍这么一看，中国年轻人爱考公务员这事和斯坦福监狱实验八竿子打不着，但其实有那么一点联系。在考公大军中，有一部分人压根就没想着考上公务员之后要如何的为人民服务，而是看着别人在考在准备，自己也来考，听别人说公务员这行业好啊，天天喝喝茶看看报就能挣钱，并且社会地位高。其实，这正是个人被情境左右思想的体现，对公务员行业产生了美好的幻想，身边的朋友张三李四王五都在考，有的考了好几年，老一辈的长辈也在劝考，对公务员行业大夸特夸，正是这种社会氛围慢慢的改变年轻人的想法。刚毕业的年轻人想考公的不多，都认为自己要大展拳脚干一番事业，等到遭到社会毒打后，考公的想法越发强烈，这不正如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头两天那群“囚犯”还敢反抗“狱警”，等到了后面慢慢地妥协吗？情境对自己施加了很大的影响，而大部分人看不到这点。
回到之前提到的人性是趋于明确而躲避模糊的这个观点，德国心理学家海灵格说过一句话，“受苦比解决问题来的容易，承受不幸比享受幸福来的简单”，美团老总王兴也说过“多数人为了逃避真正的思考，愿意做任何事情”，考公就是这件事。公务员考试怎么考，考什么是一件很明确的事情，任何人照着这个规章制度去准备都有可能考上，这正是明确的一面，而个人的前途与未来是模糊的一件事，人们为了躲避思考自己未来的人生该往何处发展，而宁愿忍受背题的痛苦去选择明确的公务员考试。正与我们的初高中时期，学霸们喜欢把精力放在错题本上，因为自己不会做的错题是模糊的，而大部分人却对真正的困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喜欢明确的事情，把自己会做的题拿来反复做，看似很勤奋，但实则在做无用功。
个人的启发和借鉴
每个人在当下都有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是“囚犯”也可能是“狱警”，也可能是那位出门散步的厨子，我们要从社会分配的角色中抽离出来， 用真实的本我来分析当前的处境，避免被情境所左右。当前研究生被导师压迫跳楼自杀的新闻屡见不鲜，以我个人短浅的认知，我认为有一部分原因是研究生把自己带入了“囚犯”的角色中，时间久了他们变得只会服从，死亡是明确的事情，而思考如何从这黑暗中脱离是模糊的事情，最后他们选择了明确而躲避了模糊，伤害了自己，着实让人惋惜。我的研究生导师也是位严厉的人，每年都有师兄弟被延毕，其他的师兄弟都很怕导师，处处躲着，看到导师发来的消息就会心头一颤，我很庆幸自己从“囚犯”的角色中抽离，我把导师当作亦师亦友，除了学术上的事情还和导师经常聊一些政治生活的事情，和导师关系融洽让我的研究生生活过的还是比较快乐的，而反观那些把自己带入“囚犯”角色中的师兄弟们，他们过的就很痛苦。正如《被讨厌的勇气》中阿德勒的心理学思想，人们会为了某种“目的”或“角色”，而创造出相对应的心理情绪，自己是“囚犯”则恐惧消极，自己是“狱警”则嚣张跋扈，这种被情境所改变的思想都是不好的，我即是我。
最近我个人的工作生活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我管理着一个四人的小团队，其中一位同事是我的朋友，我们曾经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他的性格不太好，心理防御机制极强，就像一只愤怒膨胀的刺猬，稍遇到不顺心的互动便会炸毛，吃饭时会和服务员吵起来，坐出租车会和司机吵起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是朋友。但由于工作上的一些分歧，慢慢地便反目成仇了。他工作消极，不愿意工作，每次安排的任务都完不成，我就像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狱警”，被赋予了一点权力后就开始膨胀，用打压的方式去催促他完成任务，而不是用合适的项目管理的方式去引导，结果可想而知，除了语言冲突就是被冷暴力，最后分道扬镳，连朋友也不再是了。这件事对我的启发很大，我也很感谢我的那位朋友，他教会了我很多，《非暴力沟通》里也有类似的观点，在遇见不顺心的互动时，要首先放下自己的想法和身份，全身关注地体会对方，人要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就会被情境所左右，不管当下的身份是“囚犯”还是“狱警”。
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提到什么人才是极权世界的敌人，不是那些烧杀抢掠的盗贼，也不是那些武装割据的军阀，而是那些脑袋里思考如何破局的人，他们认清了世界的真相，不愿意被情境而左右，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在看清世界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